周大新：记忆、乡土与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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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1952年生，河南邓州人。著名作家，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少将军衔，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全军文学界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茅盾文学奖得主。已发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湖光山色》、《预警》、《安魂》等七部，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银饰》、《旧世纪的疯癫》等三十余部，短篇小说《汉家女》、《金色的麦田》、《登基前夜》等五十余篇，另有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共六百余万字。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等。有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朝文、捷克文。多部作品被改编为戏剧、电影和电视剧。

访谈

记忆、乡土与乡情

张延文 周大新

张延文

周大新先生，您好。很荣幸有机会和您进行如此近距离的交流。有一首歌唱到：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有戴上呀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您也是十八岁参军的吧？能不能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是，我是十八岁参军的。一九七零年十至十一月间，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公社招兵。当时，我在读高中，但学校上课主要是学农学工，跟镇上拖拉机站的人学开拖拉机，到各村犁地。文化课上上停停，而且那时大学已停止招生，我看不到上学的前途。最重要的是当时吃不饱肚子，在学校没钱买饭票，回到家也是顿顿吃红薯，只有在给人家用拖拉机犁地时，方能吃顿白面条。为了寻找前途，也为了吃饱肚子，我决定去当兵，遂在大队报了名。刚好，接兵的李连长爱打篮球，他到我们学校的球场上打球，看到我们几个同学篮球打得不错，问我们愿不愿当兵，我们自然说愿意，并告诉他我们已经报了名，于是，他和其他接兵的人对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就格外重视。我们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关，拿到了入伍通知书。十二月份，我们坐上了开往山东的闷罐子军列，向着山东的部队出发了。到了山东肥城的部队驻地才知道，我们当的是地面炮兵，我们这个炮兵团隶属67野战军。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当竟然当了四十多年兵。

周大新

张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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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

张延文

1983年您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那一年您应该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这一段学习历程对您的创作生活影响大吗？

没上大学一直是自己心里的一个遗憾，军校恢复招生后，自己的心动了，想再回到学校去读书。刚好，那时社会开始强调文凭，我们这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机关干部也容易遭人轻看，于是就下定决心去报考。所幸，自己当年在中学学的东西还没有全忘掉，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再听听老师的辅导，就上了考场。还不错，我在我们济南军区报考的干部中，考试的成绩算是很不错的，被西安政治学院录取了。可惜，只能拿到大专文凭,但对当时的我，已很满足了。那两年学习，重要的是给了自己读书的时间，也给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在西安政治学院里，我从图书馆里借了不少书看，而且利用课余时间写出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的《黄埔五期》还被其他刊物转载，让我对写作有了更大的信心，也有了一点名声。

周大新

张延文

作为一名军人，您有没有打过仗？能不能谈谈您的战争经历和对战争的认识。

我上过战场，但是是以作家的身份去做战地采访，并未真的参战。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部边境战争尚在老山地区持续，我所在的济南军区有一个野战军去轮战，正是我原来所在的67军。刚进创作室不久的我，奉命去战场采访。我和军区《前卫报》的一位社长还有几位记者一起，启程去云南麻栗坡前线的军部和师、团指挥所及参战部队采访。那是我第一次走上战场见识战争的残酷，经历了特别紧张的时刻，看到了伤残和死亡，体验了人初次上战场都会生出的恐惧情绪，感受到了我军官兵为国家安宁而英勇牺牲的精神。这一经历让我写出了《汉家女》、《小诊所》和《走廊》，这次战场之行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对我的人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让我切身体会到和平生活对于人类的重要。

周大新

张延文

青年女作家、评论家梁鸿在2009年写过一篇关于您的评论《那荒凉而温馨的‘圆形盆地’——周大新论》，你们都是河南邓州人，她对于您作品当中的故乡情结做了全面的论述；同时，她描写故乡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在当代文学中，邓州还有包括姚雪垠、张鲜明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呢？

我们家乡喜欢写东西的人比教多，这可能与前辈人的影响有关。张仲景当年写过《伤寒论》，范仲淹虽不是邓州人，但他在邓州当知州时写了《岳阳楼记》，姚雪垠写了《李自成》，我们读小学、中学时就知道了他们，他们对后人是有影响的。再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比较穷，穷地方的人也会把写作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起码可以挣点稿费。我最初写作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一向对会写书的人怀一种崇敬心理，过去每年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墙上贴一张写有“敬惜字纸”的红色纸条提醒家人。人们见到写有字的纸片，都会谦恭地拣起来放在家里。大概是这种传统也在鼓励着人们去学习和从事写作吧。

周大新

张延文

您著作颇丰，创作题材广泛，著名评论家白烨在研讨会上指出，您的五部长篇小说正好包括了工农商学兵五个题材，实属难得。回过来看，为您带来广泛声誉的恰恰都和故乡有关系：《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1993年度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以及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的史诗性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均以“南阳盆地”为故事发生的中心。这算不算是巧合，还是故乡对于热爱她的孩子的一种回馈？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是其父母的栖居之处，是他最亲近的地方，一个游子不管他跑多远，都不能不经常回望她。故乡，也是一个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地点，大量的人物、事件、场景甚至声响都会在他的脑海里留下新鲜深刻的印像与记忆，而这些，正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日后的重要写作资源。作家只要回眸故乡，总会生出感慨和激动，从而有灵感出现。我自己虽然是18岁离家，但故乡的一切都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水塘、小路、田地、河渠、青草、野菜、树林、鸟鸣、狗吠、羊叫，干旱之情景，暴涨之河水，漫天之飞雪，老人们的抱怨，年轻人的欢笑，女人们的笑骂，都清晰如昨的装在脑子里。当我开始写作时，它们会不知不觉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我不仅感谢故乡养育了我，也感谢故乡不断地给我创作的素材和灵感。

周大新

张延文

南阳盛产黄牛，是国家小麦生产基地，粮仓。作为一个农业为主的地方，乡村和乡土自然容易成为聚焦点。您的《第二十幕》等关于故乡的小说，主题也往往是和工商业等题材相结合的，这和传统的乡土叙事有着一定的差异，您是如何理解乡村生活面临的新问题？

我的故乡的确如你所说，是一个粮食主产区，种植，是老百姓的主要营生和任务，但乡村和城镇从来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农业和工商业不可能完全分开。尤其是我的家乡位于豫鄂两省的交界处，处于中原和两湖两广的交通要道上，粮农和工坊的工人及商人的来往，一向是很密切的，而且他们之间的身份转换也在经常进行着。这可能也是我的写作和我别人的乡土写作不太一样的原因所在。

周大新

今天的乡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富起来，让农民的生活质量有进一步的提高。农村要想富起来，就不能不与工业和商业联姻。要对粮食和其它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争取卖出的不是原粮，而是各种制成食品；要借助商人把自己经过深加工的产品变成商品卖出去，不仅在本县本省卖，要争取卖到外省外国去。还要办好乡间旅游，为城市人提供新的旅游服务项目：踏赏田园美景，体验种植之乐，夜听乡间之静，品尝农家饭食等等。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搞好乡间的环境保护，不让空气、水体、土地遭受污染。这是我们在富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周大新

张延文

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使用了平行叙事的方法，将神话和现实互为照应，为南阳盆地的三条河流赋予了三个异形同构的美好的神话故事，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另外一位著名的豫籍作家李佩甫的代表作《羊的门》，则将他家乡的平原上生存的各色人等比喻成了在乡间生长的不同类型的野草，现实主义的味道更为浓厚。您关于盆地的描写其中是否包含着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

我在《走出盆地》这部作品里，是想写人改变命运的不易，当然包含着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间的冲突。一个人要超越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太不容易，超越精神观念的限制更不容易。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此生的幸福，都在试图超越上天给自己设置的各种樊篱。我期望读者从这本书里能读出一种坚韧来，看到坚韧在人的命运形成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同时对幸福在哪里也能生出一点新的感悟。人们都认为幸福在别处，从一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地方，从今年找到明年，从明年找到后年，它真的在别处和以后吗？

周大新

张延文

2011年4月央视科教频道“子午书简”栏目对您的访谈当中，您谈到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是饥饿。在您的作品当中，也多次描写了大饥荒对于故乡人民造成的苦难。心理学上把这些称为创伤性记忆。您是如何将不同类型的记忆进行艺术处理的？选择性的遗忘会不会减弱叙事的力量？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至关重要。这些记忆以怎样的艺术面目出现，得看作家的艺术处理能力。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总是把这些记忆塞进我所写的人物的脑子里，嵌进我写的故事中，画到故事发生的背景里，汇进我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界的思考里。写一种记忆时，另外的记忆可能暂时被搁置起来，也就是你说的“选择性的遗忘”了。写完这一种记忆，另一种记忆又会浮现出来。记忆，对于作家的写作太重要了。

周大新

张延文

您的短篇小说《哼个小曲你听听》，讲到家乡人喜欢哼小曲，这些小曲既带有地方戏曲色彩又有山歌的野味，这种现象在北方平原地区的乡村并不多见，这是否因为邓州受楚地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呢？

我们邓州古属楚地，人们爱唱歌爱听曲。我们村里我有一个堂哥，在世时特爱哼小曲，俗称拉“肉弦子”，他双手一边干活，嘴里一边拉弦子哼曲，我们在一旁听着，非常好听。那些曲子似曲剧、似豫剧、似越调，但又都不像，完全是他自己的随心创作，听上去悠扬婉转。他并不识谱，不知他的创作之源在哪里，也许就是天生的？在国家搞民间歌曲普查时，我们南阳各县都收集有成本的歌曲，那都是人们在干农活时常哼唱的。

周大新

张延文

在《哼个小曲你听听》当中，有大量的民歌民谣，活泼动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些小曲大都是您自己编的吧？豫籍作家李洱在他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当中穿插了很多“颠倒话”，这些颠倒话作为豫北的一种民间小调，带有反讽的意味；而豫南的这些小曲大多直抒胸臆，但两者都有点冷幽默的味道。您平常喜欢音乐或者歌唱吗？

那些小曲，有的是在乡间流传的，有的是经过我改造的。我自己非常喜欢音乐，主要是喜欢民族音乐。年轻时，我爱拉二胡，爱吹笛子，特别爱听二胡独奏曲，对“二泉映月”和“良宵”非常着迷。也爱听民族歌手唱的歌曲，在连队当战士、班长、副指导员时，我是连队演唱队的主要成员，那时主要是唱一些民族歌曲。后来进了大城市，年龄大了，事情多了，自己不拉了，不唱了，只听，通过音响去听。直到今天，我只要一听到二胡独奏曲和唢呐曲，还有箫独奏，就特别高兴，感到心旷神怡。

周大新

张延文

《哼个小曲你听听》里的主人公五爷，早年就成为了孤儿，后来又丧妻，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成才，作为教师的儿子又在武斗当中为了救学生被红卫兵乱枪打死。风烛残年的五爷含辛茹苦地将孙子拉扯大，孙子清华大学毕业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而五爷却仍然是孤身一人，从放羊娃成为了放羊的老头。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当中的主人公徐富贵，比较起来，五爷的形象显然更为正面，他在面对命运的轮回时，是一个胜利者。《哼个小曲你听听》里塑造了一个坚强的“父亲”形象。这其中是否也有着您自己家族人物的影子？

乡间有些人物，当然也包括我们家族的一些人物，人生很不顺，命运很凄惨，但他们最终都能平静面对，达观地看待人生过程，尽力把失去的东西“忘掉”，去应付新的人生问题，去活完自己的人生。我们村里有个瞎爷，他只是瞎了一只眼睛，但我们这些孩子都叫他瞎爷，他并不生气，他终生未娶，一个人过日子，家里的财产少得可怜，可他很少有忧愁的时候，整天乐嗬嗬的。五爷就是这些人的代表。我塑造这个人物，就是想向这类人表达我的敬意。其实，人怎么活不是个活？不就几十年时间？人最好的待遇，是不来人世。

周大新

张延文

您的作品很少出现第一人称叙事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作家写人，其实说到底都是在写自己。用哪个人称写作品，主要是由作品所采用的视角决定的。我下一部作品就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周大新

张延文

《安魂》是一部带有您的自叙色彩的长篇小说，其中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叙事，对话者都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的。这种叙事方式在当代文学里应该算是在文体方面的创新。您是如何想到采用这种叙述方式的？

只有用这种叙述方式才能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从而达到安慰儿子、安慰我自己、也安慰那些和我的遭遇相同的人的目的。这是一部特殊的小说，叙述方式也会特殊一些。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是折磨作家的两个问题，尤其是怎么写，折磨我更多些。

周大新

张延文

在关于您的研究当中，文学主题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而且研究者的着眼点也往往都是宏大叙事方面的，涉及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政治、性别、经济等公共领域的内容。这样的解读难免会对作品的理解上带有一定的时代文化方面的局限性。事实上，我在您的作品当中看到了很多关于人的普遍性命运的主题，比如时刻要对命运保持警惕。《安魂》里的“爸爸”对于“儿子”的歉疚的原因之一，也在于父亲忽视了命运的偶然性带来的猝不及防的杀伤力。在文学叙事里，您是如何平衡事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的？

我很早就从生活里感受到了偶然性事件的厉害，所谓命运的起伏，其实就是偶然性事件对正常生活的破坏。我们每个人都要过完一生，这是生命的必然性；但这一生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却是由偶然性事件决定的。作家的写作，如果只展示人生的必然性，关注的人不可能很多；只有把偶然性事件对人生的影响展示出来，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才能写出一种命运感。

周大新

张延文

在《安魂》当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哲学、宗教、自然科学、艺术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并在生死这个终极问题上相遇，小说的结尾“儿子”向即将见面的天国之神想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的父母他们何时能来天国和我相聚？”这将作品的主题最终归结到了家庭伦理上，特别是对于亲情的重视，带有强烈的以血缘和宗亲关系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是否也体现了您个人的价值观呢？

血缘纽带是人类凝聚在一起的一种重要粘合剂。中国十几亿人，所以能共同生活在华夏大地上，需要很多种粘合剂，血缘宗亲关系是其中一种，其它的还有友情关系、乡情关系、部族情关系、民族情关系、同文同种情关系等等。血缘宗亲关系是最基本的一种粘合剂，它把人变成团；再有其它关系的粘合，团与团联系起来变成群；再加上其它粘合剂的作用，群与群相联系变成民族和国家。没有血缘关系的粘合，人群会变成散沙，人会更加孤独。这是我的价值观的内容之一。

周大新

张延文

在您笔下创造了一系列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大都带有温暖的色调，基本上正面的居多，在描写男性时，主人公则往往负面因素更多。到了近期创作的《安魂》当中，出现了一个叫小韵的女性，作为周宁的第二个女朋友，其人虽然外貌尚可，但看到自己的男朋友患上重病，就马上退却了。这是否也意味着您在叙事当中对于女性观念由理想化向着客观理性方面的转变？

我原来的女性观念是有些理想化了，由于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女性一直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也因此把女性看作善和美的化身。故我过去在写到女性时，愿意把赞美和歌颂给予她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看见了女性人群中一些不美、不善甚至丑陋的东西，这让我很难受，也让我原来的女性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我再写到女性形像时，就会理性一些了。

周大新

张延文

在《安魂》里的父子关系充满了温情，但父亲对于儿子的爱情婚姻到职业选择都全面干涉，这就属于传统的父子关系类型。在《第二十幕》里，尚家历代父子之间的关系均是生冷和坚硬的，尚家人为了家族利益不惜牺牲父子之间的亲情。这两种父子关系的伦理基础是什么？您认为理想的父子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我的内心里，一直认为对儿子最大的爱，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事业有成，能为家族争光的人。《安魂》和《第二十幕》里的父子关系虽有不同，但都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这中间，根本没有考虑儿子的感受，没有考虑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兴趣、爱好、志向、愿望，没有考虑他的感情。这其中潜藏着一种伦理认识：即你的生命是我给的，你应该照我给你设计的路走，去延续我的生命。理想的父子关系应该是像朋友那样，平等相待，相互理解尊重，彼此体贴宽容。

周大新

张延文

2013年8月，您和夫人一起在家乡邓州捐资100万元设立了周宁助学基金，用于奖励和帮助邓州市每年升入大学的贫困学生。世界文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虽然身为贵族，却力主废除农奴制和土地私有制，强调个人道德和自我修养，反对暴力革命和战争，宣扬博爱和自我修身，试图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正是因为托尔斯泰的仁慈与悲悯，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您的作品在审美追求上是否与托尔斯泰存在着一致性的方面？

列夫•托尔斯泰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给过我很大影响。我十八九岁时开始读他的书，他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给青年时期的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像。他关于爱一切人的主张和他作品里含蕴着的悲悯情怀让我深深感动。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不容易，应该互相伸手相助。

周大新

张延文

您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当中塑造了一个美丽大方，充满了自由独立精神的农村新女性形象——楚暖暖。在楚暖暖和丈夫旷开田通过经营旅游产业带动乡亲摆脱了农耕的困扰后，她感到了一种摆脱了土地牵累的轻松，以及由于商业带来的财富积累的自豪感。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困扰，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物欲泛滥里感受到了土地作为牵绊的重要性。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暖暖眼里有着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她是不妥协的。您觉得暖暖这样的价值伦理当中，是否缺乏了一种折中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于更多的矛盾性的事物，作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更为广阔的含混地带？

楚暖暖只是一个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只上过高中，她的阅历和学识水平，使她的眼光和行为不可能不受到传统农耕文化的限制，尤其是在面对颠覆性的社会变化时，她不可能应对得从容裕如。也许，待她的女儿长大以后，对于更多矛盾性的事物，会处理得更好一些。可我担心，我已很难看见并描摹她女儿一代的丰采了。

周大新

张延文

应该说，您大部分的人生时光是在军旅当中度过的，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长篇军事题材小说《预警》当中，您描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反恐故事，身居要职的大校孔德武可谓文武全才，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外，还在写一部名为《现代战争的预警》的书，最终将他卷入漩涡的恐怖分子，其反社会的动机在于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地方政治上的一些弊端导致了军方人员遭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部小说从侧面反映了在党政军的体制下，三方协调一致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为国家安全带来隐患。能不能谈谈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出发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出现的最大一个变化，是恐怖事件频发。也就是把手无寸铁毫无过错的平民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作为袭击对像，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反动。俄罗斯别斯兰一所学校遭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导致无数孩子的丧生，给了我很强的刺激。不管袭击者有多少理由，这种行为都应该遭到谴责和反对。这类恐怖袭击事件逐渐由中东、车臣向世界的其它地区弥漫，我们国家也未能幸免。我写这本书，一是想提醒人们尤其是军人们，在精神上做好应对恐怖袭击的准备，去捍卫人类文明的成果，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二是想提醒人们注意恐怖主义分子的滋生土壤——腐败。腐败也会诱发恐怖主义分子的产生；腐败，也是繁育恐怖主义的温床。

周大新

张延文

军旅生活跟地方之间会有根本区别，军人的身份是特殊的。马克思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军队的职能更为特殊，除了对内的专政职能之外，还担负着对外扩张、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对外职能。大多数军旅题材的文学作品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您的长篇小说《战争传说》就对于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表述。《战争传说》还描写了不可预测的神秘的偶然因素，对于战争进程带来的影响。您是怎么理解军人的特殊身份的？您认为中国当代军事题材的创作当中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

军人这个身份，要求其必须具有牺牲精神，就是说，一个人参军之后，就必须做好为国家作出牺牲的精神准备。平时，是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和与爱人在一起的幸福；战时，你上了战场，肉体随时都可能伤亡消失，对此，你不能有任何怨言。这是你选择从军这份职业的前提。一支军队，通常都是一个民族中最富牺牲精神的人组成的。《战争传说》这部书，主要不是在写军人，而是写战争对普通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写普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变化。很多历史小说写到战争时，多是写战争中的统帅和将领的故事，我写的却是普通参与者的故事。

周大新

当代军事题材的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在写历史上的战争时，没有新的思想发现，没有给人提供新的思想启迪；二是在写现实军营生活时，自划禁区，不敢去表现应该表现的东西，批判性不强；三是缺乏对未来战争的想像性描绘，想像力不足，美国早就出现了对太空战的想像，我们却少有这样的作品。

周大新

张延文

在《第二十幕》和《安魂》当中，都出现了人物故意对事件的真相进行隐瞒的情节，而且这些隐瞒均有可能带来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否也和您作为一名职业军人长期养成的保密的职业习惯有关系？作为一名军旅作家，长期的军营生活对其性格的塑造是否会影响他的创作呢？比如来说，军营当中下级对于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会否带来思维的单一性？您是如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

军人养成的保密习惯，与小说中人物隐瞒事情真相的情节设计，完全是两回事。那两部小说中出现的隐瞒真相的情节，是我从生活逻辑和艺术要求出发设计的，与军人的职业习惯没关系。军人的服从是一种纪律使然，根本不会造成思维的单一性，其实，恰恰是军人这种身份，要求其思维必须全面而严谨，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交战双方在智力和思维能力上的大比拼。我不会让军人的职业习惯来影响我的创作设计。

周大新

张延文

作为中原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您觉得当前的中原作家创作状况如何？

我觉得中原作家群的作家们，像咱中原种庄稼的老百姓一样，都在一季一季辛勤劳作着，没有谁在偷懒。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写出好作品。应该说，与其他地域的作家相比，中原作家群的收成很不错。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自动停笔退出创作的还没有；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正处在喷发期，几乎每年都有好作品发表；八十、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作家也已渐成阵营，有的在全国已崭露头角引起注意。我对中原作家群的未来充满信心。

周大新

张延文

您有四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五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四部作品被改编为戏曲和广播剧，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对于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在严肃文学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您的作品传播范围广泛，能和大众文化结合起来，这其中是否和您的创作观念有某种关联呢？

严肃文学作家不要拒绝影视、戏剧改编者，因为借助影视戏剧作品，可以让严肃文学作品为一般人所知道。如今，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读书的时间明显减少，可人们一旦知道某部影视作品是由哪部书改编的，他们就又会去找来原著阅读。实际上，影视戏剧作品成了严肃文学作品的广告。我们不必担心影视戏剧作品抢了严肃文学作品的风头，其实，改编者从严肃文学作品里拿走的，不过是一点故事和几个人物形像，其它的，他们拿不走。

周大新

张延文

您心目中是否有一个理想读者的形象呢？

我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就是我自己。我通常写完一篇作品后，会放一段时间再去看一遍，如果我读时它不能令我感动给我美感，我就会再修改。我的作品是按我自己的口味写的。我没想到去适应哪类读者。

周大新

张延文

在今天，文学研究和创作之间的联动存在一些不足。您是否关注文学评论？您在创作上会受到文学评论的影响吗？

我很爱读文学评论。我认为文学评论家是专业读者，也是层次最高的读者，他们的阅读反应——文学评论文章——对于作家是有启示意义的。评论家的文章一般分三类，一类是对一个时期或一种文学现像进行评说的；一类是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进行专论的；再一类就是对一部作品发表看法的。这三类文章中，我爱看的是第一类和第三类。我自己的每一部新作品写出来后，开笔前的自信会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消失净尽，心里会很忐忑：这样写行吗？当最早的读者——编辑的回馈到来后，自己会稍松一口气；此后，就特别想听到评论家的阅读感觉，看到他们的评论文章，得到他们的肯定，我才会放下心来。

周大新

张延文

您对自己目前的创作满意吗？2014年您的《安魂》的阿拉伯语版正式向阿拉伯国家输出，《湖光山色》、《21大厦》等率先签署了阿拉伯语版权协议，您最希望阿拉伯国家的读者从您的作品里获得些什么？

我在创作上与同年龄段的作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能写出好作品。但上天给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间会更少，我得抓紧时间了。

周大新

我希望阿拉伯国家的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中了解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境况，感受中国人的爱与忧，看到人性的奇妙和复杂。阿语读者虽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地域里，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但我相信他们能读懂我的文字，能理解我笔下的中国人在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

周大新

张延文

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祝愿您生活愉快，创作再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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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回顾

《人民文学》

2015年第4期《卷首》

　　一般类型的官场小说，是以环环相扣层层揭秘的案情来主导故事走向的，配以立场分明的是非表白，勾起读者的猎奇心和泄愤感，甚至取经欲。

　　在文学审美的而不是八卦读物的意义上，宦海世情，更多的是作为复杂难辨的生活氛围。向往、奋斗、受阻甚或遇害，理想与心机、雄才与权谋、风光与风险、良知与贪欲……在公序良俗艰难建构过程及其所有探索甚至试错的场域效应中，众口喧哗，剥漆露核。

　　譬如事关一个高官形象的多边采访，从妻子开讲，儿子、姑妈、司机、农民、同乡、保姆、前妻、继女、医生、法师、官场同事、模特、总裁、工人等等各有各的角度、倾向和口音，但每个讲述人在谈说“他者”之时更在诉诸“自我”，合起来构成了荒诞绚烂的乱麻奇景，既已风光风神渐暗，难逃风波风凉涌起。本应是给刚刚作古的省长立传用的材料，却成了调式不一的混声杂音，讲述人在意的是自我造像。

　　——说的是《曲终人在》，一部富于勇毅自信的审美气质、立体探察复杂现实、讲究叙述艺术的长篇小说。它的现实精神和人文倾向自不待言，很久以后，人们也许对一个时代过往的细节已经不太在意，但是对那唯有文学才能做到的勾勒、呈现特殊历史时期的风习、心思的方式，对中国式的社会人格的深刻性认识的艺术路径，仍会不断重提。这部小说也许会如当年的老巴尔扎克的作品那样，成为一个大于经济、法律、社会观察记录簿的风俗史文本，大于“官场”也大于“年代”的“文学”。

——编　者

《人民文学》2015年第４期目录

长篇小说

曲终人在 · 周大新

短篇小说

仉仉 · 王 蒙

黑白 · 陈问问

中篇小说

我不叫刘晓腊 · 王 棵

新浪潮

墨迹[散文] · 胡竹峰

唯有满目星辰[诗歌] · 夏 午

奔丧[短篇小说] · 祁 媛

散文

墨侠寇 · 赵柏田

泰顺行

范小青 王 手 李 琦 周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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